《筚路维艰》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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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要清洗的不是两个人，而是一大批人。文化大革命把文化批判作为突破口，其来有自。针对知识界的文化革命，1964年就提出来了。毛泽东对知识界的不信任根深蒂固，认定各个文化领域藏污纳垢，“大学、中学、小学大部分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富出身的人垄断了”。不过，毛泽东的重点不在文化界。他认为在党里、政府里、军队里都混进了一大批“走资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因此，毛泽东决心撇开党政体系，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发动群众起来造反，夺回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 毛泽东感受到的危险，与其说是现实的，莫如说是一种趋势。他觉得，照目前的趋势下去，这个社会早晚会变得与旧社会差不多，几十年革命等于白搞。因此，他要搞一场实验性的革命，扭转这个趋势。按他自己的说法，“文革”是一场“全国性的演习”。毛泽东要通过演习达到什么目的？一则要充分揭露黑暗面，让各色人等都出来表演一番，从而鉴别谁是左派，谁是右派，谁是动摇不定的中间派。二则想“练练兵”，让没有经过战争考验的青年人“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三则要改造人性，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毛泽东历来相信，人性是可以改造的，也必须改造；只有改造才能培养出“新人”，只有“新人”才能建设新社会。而人性改造一要经受体力劳动的净化，二要经受阶级斗争的炼狱。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 -
20世纪60年代初的大饥荒，昭示一场空想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本应是中国走上改革的一次契机。但这种情况没有出现，却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继续革命”道路。“大跃进”失败以后，毛泽东一定程度上承认有错误，但他把乱象主要归昝于阶级斗争。毛泽东允许并亲自组织了有限度的退却，但对刘少奇等人全面调整政策十分不满…似乎感受到一种“复辟资本主义”的全面危险，而主要危险来自党内。毛泽东的注意力从经济领域回到政治思想领域，重提阶级斗争。在国际上，中美对抗无丝亳缓和迹象，中苏同盟走向彻底分裂…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自己的乌托邦…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四章发动继续革命 -
陈云在上海老家听到的牢骚就更加尖锐了，农民说：“蒋介石手下受难，还吃干饭；毛主席手下享福，却要吃粥。”陈云动情地说：“农民没有粮食吃呀！中国的农民真好，饿死人不想起来造反。”…相比较而言，毛泽东本人仍然只听汇报，并没有这种切骨的感受。 1958年…刘少奇首次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看法…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一危机下的退却与分歧 -
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1962年上半年，奉毛泽东之命，率领一个中央调査组到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做调查，听到农民强烈要求包产到户的呼声，触动很深，他对工作队的人说：“饥饿比资本主义更可怕！”流露出同情包产到户的情绪。 毛泽东不是不知道农民要搞包产到户，但他绝不允许冲垮集体化的防堤。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一危机下的退却与分歧 -
20世纪60年代…中共指斥苏共为“修正主义”，苏共指斥中共为“教条主义”，双方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正统性而斗争。20多年后，邓小平在会见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时说，当年论战“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 -
毛泽东对于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给出了近乎宿命的结论：不注意会出，注意也会出，而且已经出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 -
毛泽东的晚年，“赫鲁晓夫阴影”挥之不去。1965年，他反复讲的一个主题是“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王任重日记记载，毛泽东在10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插话说：“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巴，我不干！”1966年5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谢胡时说：“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 -
毛泽东历来相信，人性是可以改造的，也必须改造；只有改造才能培养出“新人”，只有“新人”オ能建设新社会。而人性改造一要经受体力劳动的净化，二要经受阶级斗争的炼狱。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 -
每当党内出现意见分歧，毛泽东总是把题提到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高度…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由来已久。一般把林彪、康生视为造神运动的魁首，这不错，但更应把个人崇拜看成一种政治文化生态，所有人包括刘少奇都为此做出了“贡献”。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三文化大革命何以发动 -
“红卫兵一代”都是1949年前后出生，“长在红旗下”，接受革命教育。1957年以后，尤其是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以后，一系列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的运动、教育和與论，给青年一代打下了深刻烙印，塑造出这一代人的整体精神特质。如对领袖的无条件忠诚，强烈的阶级斗争观念和阶级仇恨意识，崇尚激进变革和革命暴力，希望效仿前辈干一番大事，争当革命事业接班人等。中学生年少无知，青春躁动，最容易被动员起来充当“文革”的急先锋。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三文化大革命何以发动 -
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允许自由结社是有限度的。群众组织可以冲击各级党政机关，造各级领导干部的反，但绝不允许反对整个共产党，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绝不允许反对毛泽东及其“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三文化大革命何以发动 -
“文革”前的外部环境和社会体制也赋予了群众动员的条件。经验证明，封闭的国度是激进思潮和个人崇拜生长最适宜的土壤。而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体制，使政治上的竞争成为向上流动唯一可能的途径，因而政治运动从来不缺乏积极分子，历次运动都造就了大批运动积极分子。当然，通群众卷入运动并非都经过理性计算，群众为寻求社会承认和团体保护，摆脱恐惧、孤独、被抛弃、被歧视等心理需求，都会转化为参与群众组织的冲动。对青春躁动的学生来说，文化大革命类似一个狂欢节。停课闹革命、围观批斗、仪式化活动、冲出校园“破四旧”、全国大串连等，本身就是释放过盛激情的快事。到各地大串连的红卫兵，怀有明确政治理想的并不在多数。免费旅游，见世面，何乐而不为？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三文化大革命何以发动 -
一般认为，林彪事件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其实，“文革”的破产，是一连串事件的结果。所谓“破产”就是资不抵债。一场以理想主义为标榜的政治运动，异化为普遍的暴力、持续的派斗和的诡谲党内权争，“文革”的正当性由此而丧失殆尽。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四暴力、派性与权力斗争 -
毛、林冲突以这样的方式结東，这是毛泽东所愿意看到的吗？林彪事伴后，毛泽东大病一场，身体从此一蹶不振，可见对其打击之大。林彪事件在党内及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思想震撼。笔者亲见，当年干部们听到传达，如晴天露雳，个个惊恐万状，面如土色。人们不敢相信，“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怎么会阴谋杀害毛主席？写进党章的的人怎么会叛逃敌国？洞察一切的毛泽东怎么没有识别林彪呢？…重创了毛泽东个人崇拜。 《五七一工程纪要》固然可以“坐实”林彪集团的阴谋，然而其中对毛泽东的尖锐抨击，对社会问题的赤裸揭露，在文化大革命的信仰体系上撕开了一个缺口，催生了人们的思想觉醒。 《五七ー工程纪要》写道：“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毛已经走向反面，“成了当代的秦始皇”…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四暴力、派性与权力斗争 -
毛对邓整顿秩序、恢复经济是寄予希望的，给予了很大支持。然而，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能触动一个底线，就是不能引向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一面支持邓小平搞整顿，一面授意张春桥、姚文元写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文章，含有约束邓的用意。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五恢复秩序与维护“文革” -
1976年清明节前后，借悼念周恩来的机会，北京市民云集在天安门广场，形成了巨大的抗议浪潮…表面看是发泄对“四人帮”限制人们悼念周恩来的愤怒，其背后是指向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参加抗议的主力大多是青年工人和知识分子。他们亲身经历了“文革”的全过程，具有独立的判断能力…开始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五恢复秩序与维护“文革” -
1964年12月20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发生正面冲突，这不过是多年积累的矛盾的爆发。问题的实质是，毛泽东关注的重点已经转到高层。他提出“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指那些小队长、支部书记，而是指部长、省委书记乃至更高层的干部。毛泽东说：“先搞豺狼，后摘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在毛泽东看来，基层充其量不过是些多吃多占问题，刘集中那么多人在县以下搞，看起来很“左”，实际上是保护“走资派”。后来，毛批刘“1964年的形左实右”，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在随后毛泽东生日宴会上和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多次对刘少奇等人发泄强烈不满，甚至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这预示着毛对刘失去了最后的信任。毛泽东的晚年，“赫鲁晓夫阴影”挥之不去。1965年，他反复讲的一个主题是“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王任重日记记载，毛泽东在10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插话说：“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我不干！”1966年5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谢胡时说：“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要“准备后事”。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 -
1985 年 6 月姚依林曾私下说过：「从今天回头看，新民主主义阶段是否应该长些？……现在许多事情都是返回去做，为什么那时不就这样做呢？」薄一波在回顾历史事件时写道：「如果土改后不急于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不立即动摇私有制，而是继续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那样，不仅对生产力的发展可能更有利些，而且也可能不至于搞成后来那样千篇一律的农业集体化模式」。zzy退位后，在私下谈话中也说：中国革命是正确的，但革命后马上「搞社会主义，这一点，错了。现在才又搞初级阶段，市场经济，这是不得不做的」。 (查看原文) -
1956年2月，苏共召开的二十大，引发毛泽东等领导人“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道路的思考，并在经济改革与扩大民主两方面进行了有价值的尝试。然而，这种思考和探索后来却演绎出一场以“大跃进”和公社化为标志的乌托邦运动。其核心是双重赶超：用全民动员的办法创造增长奇迹，赶超英美；通过建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超越苏联，为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一种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模式。这个运动以一场全国性大饥荒宣告失败了，它留给人们的启示是深刻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章追寻赶超之路 -
对于苏联式计划经济没有好感的，恰恰是毛泽东。刻板的计划平衡和照章办事，与毛泽东全民动员的思路格格不入。他认为，这限制了基层和群众的活力及创造性，并助长官僚化的趋势。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一苏共二十大引出的改革思考
作者: 萧冬连
副标题: 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
isbn: 750976324X
书名: 筚路维艰
页数: 246
定价: 45.00元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 2014-10-1
装帧: 平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