丸山真男：一个力求实事求是的自由主义批评家，以及为什么要认真阅读自由主义（20181213二稿）

丸山真男：一个力求实事求是的自由主义批评家，以及为什么要认真阅读自由主义——《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书评

所谓力求，就是虽然有意识地在努力，但终究还是没能做到。而之所以没能做到，除了个人的能力所限之外，更多的还是要归咎于历史的进程：在一群猪队友的中间，再高明的人也不免会受到拖累。丸山真男所批判的知识分子的错误主要在于教条主义，而依据他们所采取的教条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类：鼓吹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共产主义者，叫嚣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的自由主义者，以及宣扬日本传统文化比近代西方文化更加优越的保守主义者。生活在这样的知识分子圈子里，稍微有一点现实感的正常人都会觉得自己简直鹤立鸡群，从而产生出巨大的智力优越感，然鹅，骄傲使人落后，优越感会妨碍对于知识的深入探究。丸山真男半瓶子醋的知识视野，就在日复一日对于猪队友的批判中得不到任何长进，因为猪队友的段位比他还低，当然不可能提出有启发性价值的反驳。

作为一个坚持通过理性启蒙的方式来使民众获得自我解放的自由主义者，丸山真男实际上比自由主义的祖师爷康德要保守得多，当然，根据立场的不同，你也可以说是清醒得多、现实得多。康德毕竟也是历史进程的产物，一生生活在启蒙运动的狂飙突进时期，还是太幼稚太乐观了。康德的理想标准是纯粹形式化的普遍原则，而丸山真男的理想标准则是不那么形式化、不那么纯粹因而难以清楚言说的现实感（或事实真相），并且明确指出康德式的纯粹理性的方法是行不通的。补充说明一点，没有理想标准是不可能对现实情况作出评价和判断的，因此虽然丸山真男并没有明确提出他的标准是什么，细心的读者还是应该而且能够从字里行间去推知。康德给上帝的存在保留了一个人类道德和社会进步的最后守护神的位置，而丸山真男在这个位置上供奉的却不是一个超越一切的上帝，而是现实中的共产主义政党或共产主义革命理念，认为在日本当时的特殊情况下只有依靠这一现实存在的政治力量才能推进自由主义的政治目标。康德最终放眼于永久和平的各个共和国的联盟（在另一个层面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是某种历史发展的终结状态，丸山真男最终放眼于仍然处于日常政治斗争中的民主社会，这是一种人类仍然在不断犯错但一劳永逸地具备了一种自我纠错能力的状态。

丸山真男的自由主义信念实际上来自于英国经验论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比如代议制民主作为“次优选择”的观念、对于敏锐把握现实（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执着追求、不愿意承认自己秉持何种最高价值观念或理想标准，等等，这些都体现出一种审慎的习惯。这与法国德国的追求浪漫和极致的习惯正好相反，虽然两者都认为自由是个好东西。在这种小心谨慎的自由主义态度的引导下，丸山真男错误地把原本只是后见之明的反思性观念当作是能够引导行动的规范性观念，从而在表面上为自己的不敢大胆尝试和不敢犯错找到了理由，可以说是站在黑格尔“历史终结于普鲁士王国”的保守结论的立场上倒退回了康德之前的休谟的怀疑论。但是，如果据以判断和行动的最高标准不再具有超越性，那么据此得出的判断和行动则一定是在现实的牢笼里打转，就像跳不出如来佛手掌的孙悟空一样徒劳无功。这个道理就是中国古代的一句名言：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或者如现代存在主义的开创者克尔凯郭尔所说：只有向后才能理解生活，但要生活得好，则必须往前看（Life could only be understood backwards, but lived forwards）。实际上，英国科学革命的经验论自由主义只是现代自由主义的最初版本，在自由主义理论的后续发展中，法国启蒙运动的理性论自由主义超越了英国科学革命的经验论自由主义，成为了现代自由主义的升级版本，而直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康德和黑格尔那里，现代自由主义的理论体系才分别以逻辑论证和历史论证的方式得到了最终和最彻底的完成。位于大陆两端的两大岛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在这里并非偶然地站在了同样的立场上。长期处于世界体系的半边缘地位和半封闭状态，使得统治阶级的思想中既不会产生过高的野心和期望，从而在思想和行动中追求一步到位的激进解决方案，也不会产生太大的优越感，从而故步自封、不思进取，因此就会造成温和、审慎、渐进的倾向。

实际上，自由主义者最大的特点，或者说所有自由主义者在思维形式上的共同点，就是他们的不实事求是。这种不实事求是有两个层面的表现。第一，自由主义者不满足于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自由，希望超越这种现实，“一切固定的都烟消云散了”，由此也特别反对本质化（固定化、绝对化、实体化、整体化）、具象化（特殊化，丸山真男所谓的“肉体文学”和“肉体政治”）的思维，而采取相反的思维方式：相对化（关系化、历史化、语境化，建构论或丸山真男所谓的“制作性”、“流动地”、“动态地”，主体化或丸山真男所谓的“媒介化”，等等）、抽象化（普遍化，丸山真男所谓的“非人格化”）。自由主义者往往是采取先破后立的策略，通过相对化的手段来批评、瓦解与自己相对立的理论，而最终达到普遍化的目的，然而却是一种空洞无物的普遍性（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或一种没有质料的纯粹形式（如康德的绝对律令），导致康德所谓的“思维无内容则空”的错误。第二，自由主义者往往试图通过“拎着头发把自己拉离地面”的方法来达到思维中的超越。这是因为，他们一旦在从“我思故我在”出发的理性推演中建立起自己的基本信念之后，就不再会怀疑这些信念本身是否也有足够的历史依据和社会根基，而是把当下正在思考和怀疑的自我作为最终的不可怀疑的基础，陷入到自我中心的困境，从而既无法辨认出自我欺骗，也无法克服由自己与他人的不同处境所带来的理性说服的困难性。

可以说，自由主义者骨子里总是一个喜欢削足适履的理想主义者。这种理想主义的底色在批判现存秩序、激发他人情怀的时候常常是优点，而在政治实践中，尤其是在克服具体障碍的时候则常常是缺点，因为自由主义者认为一切问题都可以在诉诸于理性的说服和对话中得到解决，如同中国儒家的“子罕言利”，因为关键问题是“名正言顺”或“循名责实”（刻舟求剑？）。阻碍自由主义者在政治实践中获得成功的最致命的缺点倒并不是理想主义的形式或情怀，而是自由主义的基本信念所内含的世俗主义、个人主义、民族主义等实质因素，这在丸山真男的政论文章里也体现无遗，或者说，丸山真男只不过是战后日本背景下的自由主义观念遭到失败的一个案例而已。自由主义所内含的这些基本信念都是属于价值观的层面，但丸山真男并没有做到他自己所提倡的“禁欲”，而是和所有的自由主义者一样把这些信念当作无需检视的事实，因而错过了改造现实的“契机”，日本国内的政治状况自从五六十年代的短暂扰动之后，迅速地沦落到如今一潭死水的局面，只有像柄谷行人的无政府主义cosplay能够偶尔在水面上冒个泡。

固然丸山真男所批判的知识分子都是一些死脑筋，但丸山真男自己也有两个弱点和他所批判的对象是一样的，一是不懂理论，二是不懂政治。这两个弱点让他只能是作为一个具有启发性和科普性的批评家或评论家而被后人所阅读。所谓不懂理论，指的是没有一个关于社会整体的系统观念、结构观念或社会整体图式。丸山真男和所有的职业政治学者一样，局限于狭隘的政治-文化上层建筑，忽视了政治-文化上层建筑底下的社会-经济基础结构，或者即使看到这些因素却只是把政治-文化和社会-经济两者做简单的配对，而忽视了这些因素起作用的具体方式：既是动力，也是制约。政治学者总是看到并且讴歌伟大政治人物的伟大创举，以及与之相反的吃瓜群众的随波逐流，却往往忽视了没有任何人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创造历史最终还是要靠广大群众的行为来完成。不懂理论的后果就是不懂政治，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关于政治价值或政治手段的观点，表现为无法在批判之余给出正面的解决方案，就像大多数自我感觉良好的批评家那样，对于症状的描述一针见血，对于病因的诊断则马马虎虎，而开出的药方则完全谬之千里。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念兹在兹的所谓“现代性”理论或“现代性”问题，就是典型的用现象描述代替本质探究的肤浅做法。现代性到底有多现代？现代性到底起源于何时、何地？现代性的首要特点是什么（或有没有可以衍生出其他特点的首要特点）？现代化转型的根本动力是什么（或有没有普遍存在的根本动力）？这些问题是“现代性”这个概念无法表达的。同样，大众社会（欧美学术界也有这个概念，即英语中的mass society，或译为庸众）、媒介化（欧美学术界一般称为意识形态）、无责任感（欧美学术界常常称为从众心理或平庸之恶）、禁欲态度（即马克斯·韦伯所谓的价值中立的研究态度）等丸山真男常用的概念也不具备深层的解释效力而只是表层的现象描述。从康德的启蒙乐观主义和开明专制理想到马克斯·韦伯的理性悲观主义和领袖魅力崇拜，自由主义的思想和政治光谱上充满了自己打脸的失败教训。丸山真男也同样没有逃脱他所着力批判的对象：日本的封建专制统治及其所造成的精于专门技巧而疏于系统反思的文化氛围。在儒家传统的东亚文化圈，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是通过从严复和胡适的英美版本经过陈独秀的法国版本最后到鲁迅的德国版本才最终得以完成的，而丸山真男的思想还处于严复和胡适的第一阶段，甚至只取到了胡适的实验主义信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后一半。

令人感到尤为遗憾的是，他自己实际上已经摸到了克服自己局限的门道，却并没有运用这些门道去反躬自省，因此也就仅仅停留在内部逻辑一致的主观层面，停留在纯而又纯的概念思维（丸山真男所谓的“把虚构（fiction）当作虚构来看”），而没有更进一步，达到内部逻辑与外部时空相符合的客观层面（即所谓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更具体地说，就是进一步追问：在虚构出来的概念工具或理论框架的背后起到基础或根源作用的，是哪种具体的社会、文化、个人的背景或语境。形象地说，丸山真男搭了一个脚手架但却不进行下一步的建筑工作，仅仅是为了避免造出的建筑在将来的某一天必然变得不再有用。害怕犯错误的人是不会去大胆尝试新办法的，是自缚手脚、自我设限、自我审查的，如果同时还力图去论证这一立场的正当性，那就不仅是自缚手脚，而且还会走向自得其乐、自我强化的自我蒙蔽，一个自由主义启蒙者在此会成为自己最顽固最凶恶的敌人。激进自由主义的目标（民主对话的社会）和保守自由主义的手段（强怀疑论）构成了丸山真男无法克服、甚至无法意识到的自相矛盾的困境。

问题的根源仍然在于前文已经指出的一点：如果没有一些具有超越性而且可以明确被感知到的理念、标准、目标，一句话，如果没有明确的理想，在现实中就会寸步难行。如果说，思考和行动的过程是流动变化的而不是僵化固定的，那么，在每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上或每一个行动阶段中，目标和理想则必须是固定的和可知的，正如海上的灯塔。建构主义的认识论无论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强版本，还是丸山真男这样的怀疑主义的弱版本，一旦连把理想当作孔子“祭神如神在”或帕斯卡“赌注”的权宜之计的必要功能都取消了，就会完全割裂思想与行动，落入形式主义洁癖的陷阱，体现为丸山真男来自于卡尔·曼海姆“自由漂浮的知识分子”理想的处于主流和异端之间的边缘位置的、以拆毁主流意识形态之墙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的理想。

因此，丸山真男的理论思维是一种强调信度（reliability）而忽视效度（validity）的形式主义空中楼阁，一种不付诸实践的认识方法、一种在岸上钻研的游泳技术，或者说，因为忽视了思考与行动之间的反馈关系而陷入了认识论的泥潭，在行动中无法“跨越雷池一步”。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丸山真男会同意其老师哈罗德·拉斯基对于苏联革命的成本-收益分析：由于一切概念都是过程性的、功能性的、关系性的、相对的、暂时的、权宜之计的“虚构”，因此一切概念及其所指代的现象都是等价的、同质的，可以而且只能做简单的数量比较，而不能做本质的判定。在政治决断中常见的“不惜一切代价”、“不顾一切风险”的战略性思维，或者克尔凯郭尔所谓的“信仰的一跃”，恰恰是这种账房先生的思维方式的反面，是它所完全不能理解的，它所能理解的只是“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无政府主义者柄谷行人在序言中称丸山真男是一个不自觉的社会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显然是一种善意的误认。丸山真男的深层思维方式和他所使用的各种概念一样，都是来源于自由主义的传统，尤其是格奥尔格·齐美尔、马克斯·韦伯对于个体生命的价值的强调，只是少了一点悲观主义的深刻，多了一点乐观主义的热情而已。

最后要补充说明的是，阅读和批评自由主义，尤其是像丸山真男这样一个力求真诚的自由主义者，对于激进平等主义者是很有助益的，甚至可以说是思想进步过程中必需的环节。因为激进平等主义脱胎于自由主义，如果只是出于感性自发的意识而站在单纯的对立面去批评、拒斥、嘲笑自由主义，很容易在不经意间走到自由主义真正的单纯对立面即保守主义的立场上，不经意间为保守主义的自然等级论提供支持，也就是说，自己在不经意间成为了自己的最大敌人。现实中不乏这样的例子，“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逻辑就是这样同时被造反派和保皇派所采用的。因此，阅读和批评自由主义，实际上就是练习自己的理性自觉的意识，对于现代人的自发的意识形态和激进平等主义的前身即自由主义，从拿来主义为我所用的实用态度（比如柄谷行人的前言）或全盘否定的拒斥态度发展到批判性继承的辩证态度。丸山真男因为其追求真诚的态度，因此能很好地暴露出自由主义理论的诸多内在矛盾、先入之见和观察盲点，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批评对象和自我批评的出发点，这种批评也正符合丸山真男的“通过内部而超越内部”、“把现代的政治判断当作处理我们每天面对的新问题的选择和决断来对待”的精神。苟日新日日新，最好的继承就是批判性的继承，得其魂而去其弊，这样才能跨越雷池、跳出如来手掌，而积起跬步。

主要阅读篇目：

“现实”主义的陷阱，人与政治，致一位自由主义者的信，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从肉体文学到肉体政治，现代社会的人与政治

20181127一稿

20181213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