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上野老师帮助的人（上）

2024年夏天某天，我独自在某个风景区闲荡。到了中午，下起了阵雨，青瓦屋檐下雨水滴滴答答，我沉浸于自怨自艾的情绪中，因为工作上的一些麻烦，我正处于不知往何处去的迷茫。

这时我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些日子，我的手机一直设为静音，电话也是能不接就不接。电话是我以前的上司吴总打来的。吴总做了几十年中日之间的版权中介贸易，我后来去了出版社工作，一度失去联系，后来又联系上，他帮我买到了很多有价值的版权。

吴总问：“去年你报价的上野千鹤子那本书，版权又放出来了，你做不做？”

去年是指2023年，那是上野千鹤子在中国屡上热搜的一年，我已经出了上野老师的一本书，也搭上了热搜的便车，卖得不错。在那边年底，她的新书《八ヶ岳南麓から》在日本出版，也是各家机构争抢的对象。我报了一个很一般的价格，自然也在版权争夺战中败下阵来，本来已经没有什么想法了。

我说：“啊，还有这么好的事？”

吴总说：“在重新找出版方。你以前报过价，所以来问问你。”

我已经有一段时间相当苦恼，一直在想，要不要重新开始？却一直找不到好的契机。上天就是这样在意想不到中给我开了另一扇门。

接下来我也只是抱着能做就做的想法。也许这模模糊糊的幸运能给我带来新的机会呢？讲给朋友听，他们却说，这本书一定要拿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是一个初创公司，没有惊人的财力。我能做什么呢？上野老师对我来说，是一个远在异国的作者，遥远但又亲近。说“亲近”，是因为我在做她上一本书时查阅了她的很多资料，我做的上一本书又是《上野千鹤子的私房谈话》。这本书一开始我也和很多“知识阶层“的朋友一样，认为是一本”心灵鸡汤“，讲的都是生活中的鸡零狗碎，没有太大“价值”，但后来越做越佩服上野老师，我推荐给别人的时候，都会加上一句，看似简单的回答，其实很不简单。

“这本书会不会太日常化，不适合精英视角的趣味？”当时我问我的领导。

“里面的每个问题都是有价值的，你可以看到每个人都在认真地苦恼着。每个人的苦恼都是有价值的。这正是上野老师的伟大之处。”她回答说。

我茅塞顿开。是啊，每个人都在认真地苦恼着。这是真实的状态，为什么这些苦恼不值得倾听，不值得认真对待呢？苦恼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为流芳百世苦恼真的比为升职加薪苦恼伟大吗？为升职加薪苦恼又真的比为孩子个子长不高苦恼伟大吗？不瞒各位，过去我也是个傲慢的理中客。我常常自鸣得意，觉得自己是个“不麻烦”的人，很多事情可以自己搞定，从来没有对着朋友“大吐苦水”的时候，心里还隐隐约约觉得需要那样做的人太软弱，不够明智。直到自己也遭遇了一些无法说出的事。

上野老师是一个学者，而且是有名的学者，为什么她要屈尊这样去做呢？去倾听普通人的烦恼，有些甚至是第二个人难以理解的偏执癖。如果是以前的我，只会像训孩子一样告诉对方：你这样不对，应该怎样怎样，不应该怎样怎样。后来我查资料时，甚至发现上野老师花了很多精力成立了一个NGO“女性行动网络”（Woman Action Network），这个NGO的主要活动就是女性在一起互诉感受。

从一个正统的、权力中心的视角(也就是父权制的视角)来看，这种活动太儿戏了，像过家家，男人不需要搞这种心理互助会。可我想上野老师之所以这样做，一定是从中发现了隐秘的联结和力量。

我决定做一个实验，我动笔给上野老师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我把自己当成《私房谈话》里的那些求救者，我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编辑，我向上野老师介绍了自己。

我是一个43岁的中年女人，在出版业从业十几年，曾是一家出版社的中层。从社会角度来看，我算得上是一个还算成功的女性。学历不错，有家庭，两个孩子都很可爱。但最近我越来感觉到，我也是这个体制下的受害者。

如果没有接触到上野老师的著作和其他女性作家的作品，我甚至连自己也看不清楚。所以我喜欢的作家埃莱娜·费兰特会说，女性要创造自己的文学并不断丰富这一文学遗产，建立一个强大、丰富和广阔的文学世界。在这个文学世界里，才有我们的故事。

这很有可能是一封石沉大海的求救信。经历过无数次版权报价的我知道，几乎99%的情况下，都是钱的数目决定了能不能得到授权。我提出的报价跟市面传言上野老师版权费根本不能比。

吴总也是死马当成活马医，就这么帮我报过去了。两个礼拜后，他很高兴地告诉我，这本书授权给我了。

啊？！我想吴总除了为我高兴，另一方面也是非常惊讶。我却立刻感觉到一股暖意。是一个呼唤奇迹的人真的得到了奇迹，并且是以一种心灵相通的方式。我向上野老师袒露了自己内心的脆弱，不以为耻，那是因为我相信她是会给我回应的人，她马上接住了，并且以十分温暖的方式回应了我的求救。

我写的是一封不一样的商务信函，我想男人在谈生意时不会直接讲“我有困难，请你帮我”，对方也不会直接表露，“我给你这个单子就是因为你有困难“，一切都是公对公，应该以利益为重。可女人判断的标准大不一样。

在那封信里，我只是简单介绍了我的身份，职业女性，妻子，女儿，母亲，并没有具体讲我遇到了什么困难（如果要讲清楚可能需要一本小说的体积），上野老师马上明白了我为什么向她求救。只要你具有这样的身份，那些隐秘又清晰，让你压抑却又说不清楚的场景也会同样发生在你身上，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女性共同体”。

在今年年初的一次访谈中，上野老师隔空回答了我那封信里的问题：

精英女性（其实我不算什么精英，顶多算比下有余）没有遭受过性别歧视，这一点我是不相信的。就算是精英女性，比如创业者，也可能遭受来自投资人的性骚扰；在婚姻生活中，可能会和丈夫有矛盾，甚至遭受家暴；在升职等过程中，遭遇一些很不利的经历。所以要说精英女性没有遭受性别歧视，真的是这样吗？

女性主义不仅仅是只对女性有意义，对男性也是有意义的。您说的有些精英女性没感觉受歧视，我想是因为女性也分为很多种。有从当今社会中获利的人，也有过很不好的经历的人。就算是前者，她们也要付出代价。比如，将以前女性所做的事情强加到其他女性身上，或是把各种负担转嫁到别的事物身上。我觉得，就算她们从现在的体系当中获得了一些利益，为了这些利益，她们所支付的代价也是很大的。

在我消沉的那段时间，每天刷短视频，有两个消息让我有所感，一个是比尔·盖茨的前妻梅琳达接受采访时说，她离婚后难过得不想起床，躺在地上发呆。但她开始到达另一边，她说，要相信，一定会有另一边。她谈到她的慈善事业时说，我们应该有一个社会，如果你有财富，就回馈给社会，可以改变和提升他人的生活；2017年，妮可·基德曼许下承诺，她每18个月将于一位女导演合作。过去8年，她与19位女导演合作了电影和电视项目，她说“这是我想做的事情，因为改变数字的唯一方法是真正投入到战斗中去。”“我们实际上是在互相帮助，我们的故事被传播出去，可以培养同情心、同理心和理解力。”

这两位已经获得权力和财富的女性在描述她们的愿景时，跟胜利、成功、扩大疆域、永生、建功立业、永远被铭记毫无关系，这明白地说明了一些东西。我意识到她们在身体力行地建立“芭比模式”，那是不同于男性世界的“男人与马”的对待这个世界方式。不可思议的是，有过伤痛经验的女性，往往会展现更为博大壮丽的人生愿景，对她们来讲，他人的幸福really matters。这并非偶然现象，出于共情的互助在女性身上广泛存在。社会新闻里，被家暴的小谢在跟她同一处境的家暴受害者奔走，有过抑郁症经历的赵露思仅仅因为感同身受，伸出手帮助她。我想这就是上野老师从她的NGO活动里看到的力量，女性之间的联结和互助，会引领我们走向更广阔的前景，建立一个新的未来标准。这是上野老师的身体力行给我的启示，一条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黑暗森林原则完全相反的道路：我们以脆弱和创伤相互呼应，不在意讲述我们的恐惧和胆怯，因为那都是我们终将打破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