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的世界

人类用各种方式处理痛苦——很多时候这种处理甚至不是理性的选择、而是更接近本能的运作。

比如露西·巴顿的住院——她接受了阑尾手术，但却在术后迟迟不愈，独自在病床上消瘦。丈夫和两个孩子被如此便利地隔离在医院之外、名为纽约的日常生活之中，就好像她的身体比她更懂得她潜藏已久的痛苦已经积聚到了溢出的边缘，好像这种莫名的病痛在以这种方式替她按下暂停——暂时离开纽约、离开妻子和母亲的身份、专心处理她携带已久的痛苦。

那是什么样的痛苦呢？

随着丈夫因为忙于工作（借口？）而电话叫来了露西巴顿的母亲，这种宛如空气一般不可见、不可触摸、但却无时无刻不充斥她身体的痛苦在母女有一搭没一搭的碎片化闲聊中渐渐浮现。

极度贫穷和隔绝的童年。从二战战场归来、性格怪癖、不断丢掉工作的父亲。他会粗暴地惩罚儿子，让他破碎、成为一个三十多岁还在儿童书里找安慰、每晚去邻居家的畜棚里抱着猪睡的人。他也会在发现儿子的破碎之后抱着他哭泣——但此时的拥抱和哭泣有什么用呢？人又不是花瓶，碎了还能糊上。

爱阅读却在婚后无法再读书的母亲，靠给别人裁剪衣服挣得勉强让三个孩子不饿死的面包。她的孩子们因为肮脏而被众人看不起、被牧师要求坐在地上而不是椅子上，因为冬日的寒冷而尽力在学校里逡巡——因为学校里有暖气。

贫穷的生活，鄙视链的底端，除了糊口之外什么也没有的日子——没有温情、没有情感被允许流动和表达。情感的关闭是一种适应优势——适者生存——只有关闭了情感、几乎不能再被称为人的人，才能在这样严苛的条件下活着、活着并且养活三个孩子。至于为什么要在这种情况下生孩子则是一个无从问起的问题——也许是因为没有神奇小药丸，也许是因为信仰，也许是理性被熬干后本能占了上风，以及资源的匮乏，毕竟避孕和流产也是需要资源支持的。但也许——这种也许的可能性更大——是因为仍有一部分几乎降到冰点的爱的本能仍在那具被生活的贫瘠磨损成行尸走肉的躯壳下一息尚存。

……在母亲面前，我不敢哭。我的双亲皆厌恶哭这个举动，对一个正在哇哇大哭的小孩来说，不得不止住哭泣是很难的，但她知道，如果不止住的话，一切将会更糟。这对任何小孩来说都不容易办到。

没有感情的母亲也是有爱的，虽然那爱接近冰点、不足以融化冻结的情感，虽然那爱仅以跟孩子一起挨饿受冻的形式实现。

这种冰点的爱会让这个从没出过远门的母亲一个人离开家、从她那个贫瘠的、远离人群的家来到纽约，一夜又一夜坐在露西·巴顿的病床旁。这种爱让她一个人摸索着找到露西·巴顿被推去做检查的地方。

但这种冰点的爱仍旧无法让她回应女儿露西·巴顿的情感需求，哪怕她因为被世界拒绝和看低的痛苦而缠绵病榻。

当露西·巴顿尝试着向母亲所要情感的回应，她得到的当然是一如既往的搪塞和回避——被贫瘠冰封的母亲不能柔软，柔软会让这个靠冰封撑住的母亲死在贫瘠的严寒里，而她比任何人都知道生存的艰难。她自己也是靠解离与麻木才得以从更加贫瘠的童年幸存。

冰点的爱也是爱，而你作为谁的孩子得到怎样的爱是一种命运被抛入的先验，并不是一种选择。你被分到什么，就必须靠什么活着。

我担心我的母亲。她没有打电话告诉我她是否到家了，而我病床旁的那部电话不能拨打国内长途。抑或，我只能打对方付费的电话，那表示，无论谁在我儿时的家里接起电话，都会被问及他是否愿意支付话费；接听付费电话就是这样。接线员会说：“你愿意支付露西·巴顿的来电费用吗？”我只用这个办法打过一次电话给他们，那是在我第二次怀孕时，我和威廉发生了些许口角，我不记得是怎么回事了。反正，我想念母亲，我想念父亲，我突然想念起年少时玉米地里那棵光秃秃的树，我想念这一切，想得如此之深、如此之苦，以至我推着小克丽茜的婴儿车，来到华盛顿广场公园旁的电话亭，拨打了我父母家的电话。接电话的人是我母亲，接线员说，电话那头是露西·巴顿，从纽约打来，问我母亲是否愿意支付费用，母亲说：“不。请你转告那孩子，现在她手头有钱了，她可以自己花自己的钱。”我没等接线员向我重复这些话就把电话挂了。所以那晚在医院，我没有打电话给父母，看母亲是否已到家。但威廉从我们西村的家里打了电话给他们，是我叫他打的。他说到了，她已安全到家。

“她说了别的吗？”我问。我难过极了。真的，我难过得像个伤心的小孩，有时，小孩会非常伤心。

“唉，芭嘟，”我的丈夫说，“芭嘟，没有。”

冰点的爱表达爱的方式是把露西·巴顿往外推。母亲甚至不让露西见她最后一面或参加葬礼——不会有葬礼。她知道这没有意义——此处一穷二白，离开之后就不要回来。

在外面的世界，在纽约，在“非要找一个贬低对象不可的”丰沛世界里，露西因一无所有而饱受折磨。因为一无所有，她总是鄙视链底端被贬低的对象。但这种一无所有已经是母亲能给她的最好的礼物——一无所有，至少除了痛苦，什么也不必带走；那些糟糕、严酷、贫瘠，都不用带走，都可以随着母亲的尸骸烂在那一无所有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