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告|《抽签的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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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签的政治史》（伊夫·辛多默著）介绍了政治抽签从古希腊到当代的实践及其背后的价值观的演变。作者细致梳理了抽签在古代（雅典、罗马）、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欧洲、中国）的发展、在革命时代后的突然消失以及在晚近时期的复兴。该书也探讨当代政治抽签实践背后的政治哲学理念，作者认为，和“选举不等于民主”一样，“抽签=民主/共和”的等号也是非常值得质疑的，从古代到现代的抽签实践表明，人们可能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使用政治抽签，包括但不限于激进民主、防止冲突、避免腐败等。
一、为什么关注政治抽签
关注抽签的第一个理由是回顾性的：在人类历史上，抽签实践相当广泛。在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前，政治抽签一直是政治领域内相当重要的实践，随着代议制和民主在概念上的趋同，政治抽签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然而，“代议制=民主”或者说“选举=民主”这样的理念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非常晚近才流行起来的概念。在最早的代议制倡导者那里，代议制是既反对君主专制，又反对古代民主的。代议制的核心理念是：公民应该选出比他们更有能力的代表，以了解普遍利益，防止自己的片面的利益忽视了国家的发展。因此代议制一开始其实是一种“贵族制”，这一点在英国的议会发展史当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在经历了动荡的19和20世纪之后，代议制民主才在二战后的几十年中迎来了黄金时代：通过普选权和福利政策勉强整合了最底层的民众。也即是说，直到选举权的普遍扩大，代议制才和民主概念重合。
当下西方民主制度的普遍衰败是我们关注政治抽签的第二个理由，作者称之为“21世纪的合法性危机”。当下，西方民主制度引起了许多不满，表现在福利紧缩及其引发的排外主义、全球南方的结构性贫困和难民问题以及大众政党的衰落。民众越来越不认可代议制民主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手段。因此复兴古典民主和共和的想法和实验逐步在全球北方展开。在这些实验中，抽签是其中重要的政治工具，因此我们有理由去关注政治抽签的历史以及政治抽签背后的价值观（政治哲学）。作者认为，晚近的商议民主、公民大会等带有抽签形式的新的民主实践代表了民主的“参与面向”，这一面向的历史完全不同于代议民主的发展史，是对民主的一种独特想象，即公民有真正的自治能力，它有自己神话般的创建时刻、自己的意象以及自己的参与者。因此我们需要去回顾这一面向的生成和演化史，以确定其对当下制度是否有所裨益。
二、政治抽签的历史
（一）创制：雅典和罗马
现有的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表明，抽签在古代被广泛运用于宗教、政治和军事等领域。雅典是其中最为独特的案例，雅典政治制度将抽签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抽签遴选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了中心作用。在伯里克利时期，也即是雅典民主的核心时期，抽签被广泛用于遴选议事会成员、大多数行政官员、立法委员会成员、法院陪审团、酒神节的评委等方面。除了抽签程序使用范围的广泛性，参与抽签的人数更是扩大到了全部城邦公民（虽然公民的范围并不大）。关于雅典民主政治的知识已经被大家所熟知，此处就不再赘述了。
在罗马（共和国时期），抽签的逻辑与雅典截然不同。在罗马，抽签主要被用于决定执政官等高层官员的职责分配，作用是将强大的竞争贵族转变为在行使权力和服务公众方面彼此合作的治安官。作者因此总结道，在罗马，抽签和民主的关系远比在雅典要小得多，主要是为了精英之间的妥协。因此必须要认识到，不仅选举不等于民主，抽签也不等于民主。但抽签和民主之间可能存在一种“选择性亲和”，当二者结合起来的时候，就会诞生一个新的整体。
古代的抽签告诉我们，任何类型的抽签，都表明参加者置于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即使是相信超自然力量选择的抽签仪式。在一组人中抽签选择一个人成为代言人或领导者，就意味着承认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声称自己比其他人具有更大或更优先的合法性来代表或统治这个群体。但是，抽签的性质最终还是取决于抽签的范围：罗马的抽签只是贵族内部的抽签，因此指向的是一种“分配型”的贵族政治，而不是雅典的民主政治。
（二）中世纪和近代早期
作者虽然主要关注的欧洲的实践，但他也认识到在欧洲之外，政治中的抽签实践都很广泛。直到21世纪，南亚和印度东北部的一些原住民部落也会使用抽签选出部落的首领和地方官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明清两朝也引入了抽签制度，在科举选材的基础上随机分配官员的任职地点，以避免贿赂和腐败的产生。
在欧洲的中世纪，两种主要的抽签政治实践发生在意大利的自治城市中，分别是佛罗伦萨的抽签选举制度以及威尼斯的贵族议会抽签制度。佛罗伦萨的抽签制度更接近雅典的民主政治，它首先筛选确定了一个资格名单（由各种行会组成的提名委员会负责），在名单中的人有资格在公职发生空缺时被抽选担任公职。与雅典政治不同的是并不是所有市民都有资格进入这个名单，大约四分之三的公民有资格参加筛选，最终800人左右可以通过进入抽签程序，最鼎盛时期这个数字可以达到1000多人。威尼斯的贵族议会的形式则更像罗马的政治实践，其主要目的并不是与公民分享统治权，而是在贵族内部形成一种有效的机制，防止贵族间的冲突，使得合作成为可能。威尼斯的体制通过复杂的抽签和选举结合的多轮遴选，试图提供一个相对公正的竞争机制。可以发现，中世纪的抽签一般与某种形式的“预选”或“筛选”相结合，以排除掉明显不合适的人或巩固贵族的利益，直接抽签一般仅用于最底层官员的任命。
基于以上，作者总结出了早期的抽签的三种理想类型：①作为神意展示的抽签，使得政治具有了超自然或宗教维度；②解决冲突的一种公正程序（即“分配型贵族制”）；③确保获得政治职位的平等机会（即“分配型民主制”）。
三、政治抽签的消失
到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前的几十年里，人们都想当然的认为抽签是更民主的而选举是更贵族化的。然而，革命之后，抽签却神奇般地消失在了历史当中——两个革命建立起来的都是一种选举型贵族制。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一种持续了接近两千年的制度在几十年间就销声匿迹了呢？作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种可能的解释：
首先是“优绩精英主义”的广泛传播。保守派和革命派对于“精英”的定义有所不同，保守派认为贵族血统是精英的标志，而革命派则认为能力和品德远比血统重要得多。在这样的二元叙事中，没有抽签的立足之地。因为抽签只能保证概率的平等，并不能保证选出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精英。
其次，一种新的合法性标准在这一时期被确立起来，那就是经由博丹、霍布斯、洛克等思想家阐述的自然法以及衍生的“同意-代表”理论。这种新的合法性标准认为只有经过人民同意才能合法的统治人民，因此选举是更加符合这种标准的。
最后，作者认为，将抽签排除在政治之外，与其说是一种政治转变，不如说是一种文化上的转变——新的“期待视域”是敌视抽签的。抽签和偶然性联系起来，而偶然性被视为是与理性对立的，无法被人驯服的——这时期的科学还没发展出抽签和代表性样本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当时彩票的流行导致抽签被贴上了不道德的标签。
此外，现代民族国家的规模性问题或许不是一个决定性原因，因为抽签同时也在一些规模较小的政治体中消失了。
四、政治抽签的复兴
20世纪七十年代，在美国和德国出现了抽签选出的公民审议团，标志着抽签回归到了政治领域。这一时期的抽签实践和抽样代表性的统计学理论结合起来，发展出了“微众（minipublic）”或“微型大众（minipopulus）”的概念，即一种基于描述性代表性的抽签得到的公民团体。这一时期的民调的强预测性以及法院陪审团实践的拓展都推动了政治抽签的复兴。
（一）第一波实验
第一波实验包括以下三种典型形式：
①公民审议团：一种基于随机抽签（或配额抽签）的公民议事活动；
②商议民调：改进版的民调，更加注重讨论和思考，而不是即时回答
③共识会议：专家与“外行”之间就专业技术和公共政策的关系进行讨论
第一波实验的典型特征是随机或配额抽取的微众，通常是自上而下发起，是精心设计并严密监控的具有知识产权归属的活动，一般为一次性活动而不是常设机构，功能上主要是咨询功能而非决定功能，在形式上都是某种商议民主。
可以发现，第一波实验与雅典抽签制度具有显著差异，第一波实验的抽签的目的是为了创建典型性的、有代表性的公民样本，主要目的是补充上层精英决策的科学性或合法性，而雅典的抽签则是为了轮流统治。
（二）第二波实验
第二波抽签实验在“赋权”方面有所创新，使得抽签选出的“微众”具有一定的法定权力。具体有以下六种形式：
①政党初选：抽签-听取意见并讨论-选举（马克龙的复兴党在2017年通过抽签选出了25%的中央委员） ②与参与民主相结合：与参与式预算相结合，决定公共资金使用
③与直接民主相结合：确定是否开启直接民主以及直接民主的形式
④公民大会：讨论制定一份要交付全民公决的议案
⑤抽签产生的最高法院：仅有动议，但在瑞士并没有成功通过
⑥抽签常设委员会：在蒙古，任何关于宪法的修改都必须进行商议民调
作者总结了雅典抽签政治以及当代的第一波、第二波实验的关键差别：
五、当代政治抽签的政治哲学
（一）对抽签的想象
作者认为，当代使用抽签的实践中，人们可能看中的是抽签背后两种不同的价值：工具价值和象征价值。抽签的工具价值在于其不偏不倚的特征，是一种公平分配稀缺资源的形式；抽签的象征价值在于其暗含的平等性，即有资格参加抽签的人之间不存在任何优越性，谁也不能声称自己有比他人更高的合法性去从事某种工作。
从动机来看，人们往往出于不同的动机来使用抽签：获得超自然知识、确保公正、促进平等。抽签确保公正即看中了抽签降低冲突、分配危险、抑制结党等方面的作用。促进平等则更加复杂，因为人们对平等的认识不同，可能有以下三种形式：
①代表性横截面样本：将抽签视作获取代表性民意的手段，通过抽签产生类似民调的民意快照、反映社会群体的多样性、代表主要人口群体的价值观。
②人人都有常识：预设了抽签盘子中的所有人都有基本的政治和社会常识，可以很好地完成交给他们的工作，也可能预设了政治并不需要多么精深的专业知识
③轮流治理：分配型贵族制或雅典的激进民主制度，没有人天然有资格统治其他人
以上三种形式分别对应了现代政治对“民主”的三种不同想象，即商议民主、反政治民主以及激进民主。下表是这三种民主想象的倡导者、支持理由以及特征。
（二）抽签：挑战与回应
在对抽签政治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之后，作者邀请我们一起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抽签是对当下民主危机的一个有效回应吗？
首先需要回应的是对抽签的三种常见攻击：违反代表制原则、非理性、与政治多元性和对抗性不相容。
代表性原则的支持者认为，选举可以代表社会利益并建立一个捍卫共同利益的机构以实现共同利益。然而这种观点越来越多地不被民众接受，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选举并不代表民主。我们可以认为“微众”或者公民大会，是一种新的政治代表形式，一个全新的人民化身。其背后的代表性原则在于统计学的“抽样代表性”。比起选举政治，抽签更是一种描述性代表和在场的政治。汉娜·皮特金认为规范的代表形式应该包括授权、回应和问责三种要素，虽然该理论是根据选举代表而言的，但也可以运用在抽签代表上。抽签组成的委员会可以获得宪法授权，也可以视为民众授权；抽签的代表虽然没有再次当选的压力，但选举产生的代表的回应性本身也是值得质疑的，抽签选中的代表来自政治外行，可能更能回应身边同胞的需求；最后是问责，作者认为在法律上设计一个问责条例并不困难，且问责最重要的不是惩罚，而是透明化，在这一点上抽签没有理由比选举产生的代表做的更差。
对抽签的一个更为常见的攻击是抽签是一种非理性行为，没有理由把重要的工作交给那些不掌握专业知识的人。对此，抽签的支持者有以下几种反驳意见：一是多数人的智慧，抽签选出的个体或许不如选举选出的个体，但彼此交流后形成的观点或许能更加合理周全；二是抽签产生的团体依然可以听取专家的意见后再做决策；三是“用户知识”理论，即冰箱的使用者并不需要冰箱实际如何运转的知识，政治代表大部分时候只是需要常识而已。
对抽签的最后一个批评意见是公民会议经常要求最终做出一个合格多数裁决，但是达成共识的目标存在几个重大的风险。首先是平庸化风险，商议的结果过于合理，只代表最小公分母，通常只是一种已有的松散共识；其次是掩盖事实的风险，要求一致裁决可能会掩盖了少数意见的合理性。但作者认为这两种问题都可以通过对少数意见的保留而避免（参考美国最高法院的制度）。
基于以上，作者给出了抽签可能可以发挥的四种作用：发表意见与建议、监察与评估、判断、立法。
六、结语
与王绍光老师的《抽签与民主、共和》一书不同，本书作者始终强调抽签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并不等同于政治体制本身，正如选举不等于民主一样，使用抽签并不代表政治体制具有民主或共和的属性。笔者认为，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比起《抽签与民主、共和》更加客观中立，更有利于我们去思考抽签作为政治工具的功能和边界。当然，笔者也理解并同意王绍光老师一直以来推动的为民主祛魅的工作，但如果因此将抽签抬高到不属于它的高度，似乎是另一种形式的赋魅了。
